音乐治疗师令人憧憬又尴尬的职业

作者:张骏    来源:解放日报    更新:2013-07-06 17:49    浏览量:0
   周末,陈韵之与同学一起赶到瑞金二路街道“阳光心园”,为精神病康复者做舒缓治疗。陈韵之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二年级学生,谈到“音乐治疗师”的梦想,她说,“那是一个令人憧憬的职业”。
  用音乐等手段治病救人,听上去新鲜又神秘。然而,这条路并不好走。“师兄师姐们不得不考虑转行,因为没有地方能提供给我们一个稳定的岗位。”陈韵之说,我们就好像看到了一片光明的前景,却无法到达那里。这也许就是超前职业的尴尬。

  用音乐修复伤痛

  手指在琴键上跳跃,一串轻快的音符飘荡在音乐教室里,教室内唯一的学生一名8岁小男孩却一直望着窗外。换三角铁、沙球演奏,男孩小睿(化名)仍毫无反应。这是陈韵之和三年级学生刘舒倩第一次在特教学校见到小睿的场景。小睿是一名孤独症患者。“在他的世界里,我们被当成了空气。”这样的“空气状态”持续了3周,刘舒倩认真记录着小睿的每个变化。第3次课程,仍给他唱“你好歌”、玩吹肥皂泡、放音乐,突然小睿就扭头瞥了她们一眼。刘舒倩稳住情绪,轻声招呼,“要不要一起来玩”。
  “虽然只有几秒钟时间,我们都高兴得心花怒放。”刘舒倩解释,与孤独症患者建立联系并不容易。语言在那里不太能起到作用,音乐却可以。所以音乐治疗师会尽可能减少语言的使用。比如问候,可以用唱歌的形式,“小睿你早上好啊啦罗啦罗来”。
  第五次见到小睿,唱着“你好歌”,小睿突然也跟着唱起来 “刘老师你早上好啊啦罗啦罗来”。音准、节拍一丝不差。慢慢地,小睿对她们的音乐有了反应,听到不喜欢的音乐,他会明确用手干扰“不要”。让陈韵之感动的是,小睿听到摇篮曲,就安静地躺在地上,陈韵之也坐下轻拍他,他偎着陈韵之,抓着她的手贴着自己小脸,将她当成亲人一般。
  音乐为何能治病?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教授周平说,音乐能唤起人已有的一些体验,能产生共鸣,获得释放与支持,当你寻求帮助且对音乐有反应的话,都可使用音乐治疗的方法。
  “我们有不少实习项目,除了针对孤独症的,还有针对康复中的精神病人的,另外还有针对早教、孕教、老人、白领、肿瘤患者、临终关怀、分娩镇痛等项目。”上音这个成立于2008年的新专业,非常注重实践,各方评价都还不错。

  “沙滩上的前浪”

  相比起憧憬并忐忑着未来的陈韵之,李亦函从跨出校门那刻,生活全然变了样。作为首届毕业生,李亦函自嘲已经“流浪”了一年。她忙着接各种项目,有时为早教机构做一个10课时的项目,有时是零星短工,比如受邀为临近考试的学生、业绩优秀的员工做减压治疗。“活儿多不多,随季节而定。”李亦函说,加上接一些钢琴家教的工作,每个月大概收入五六千元。
  眼下毕业季,新的一批毕业生踏入社会。加上这一届,上音音乐治疗专业总共有10人完成了本科学业。他们中,只有一人进入了一所启智学校,因为校方对音乐治疗感兴趣。更多的人不得不接受找不到“专业对口”工作的现实,转而去当了音乐教师。市政协委员、上音音乐教育系主任余丹红说,因为是新专业,我们每年只招5名学生,还 “留了一手”,劝同学们考了双专业“音乐治疗”和“音乐教育”。
  “我们不是医师,进不了医疗机构,不是心理咨询师,进不了心理咨询机构,即便能当教师,也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学了一大堆心理学课程和音乐治疗技术的李亦函并不甘心。毕业前,她打听了各个实习过的地方能否留人,得到的答复都是,“你们很好,项目我们也很有兴趣,但是……”
  凡事都卡在一个“但是”上。落不了户、进不了编制、没有晋升空间……一样样实实在在摆在他们面前。“即便自己愿意放弃,父母也不甘心。”余丹红说,在中国,大家都很看重“名分”。
  李亦函笑说,我们就像死在沙滩上的前浪,警示着后浪赶紧掉头。虽这么说,她还是舍不得放弃专业,准备出国继续深造音乐治疗学。“音乐治疗起源于美国,我要去美国上学。”

  投入市场的可能?

  先有“学”,还是先有“业”?
  一般成熟行业,往往因对员工技能有迫切期盼,投射到学校便产生专业更新。而“音乐治疗”却是纯粹的舶来品,行业尚未形成,更不必说完整的认证体系。
  但并非没有市场。据余丹红写的一份提案分析,当下人们的各种心理问题日趋突出。中国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15岁以上人口中各种心理疾患的总患病率高达15%左右,约3000万儿童和青少年受到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困扰;同样,白领阶层也有大量心理压力难以消解的问题。
  李亦函们的经历也证实,确实有一个市场在那里。毕业后,通过各种曲里拐弯的途径找到她的人不少。“尤其是家有孤独症孩子的父母,从远郊赶来,希望她帮帮孩子。”
  已有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个赚钱的行当。高“段位”的音乐治疗师,一小时收费超过千元。然而,要开业却是另一回事。“一没资本,二没经验积累,这样的事谁都不敢轻易尝试。”周平认为,如同心理咨询机构一样,音乐治疗机构也需要布置典雅的环境,光这笔投入就非常大。另一方面,刚毕业的学生无论能力还是经验都有欠缺。
  周平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曾在一家机构做过三四年临床音乐治疗师。她说,由于专业性非常强,需要长时间理论培训和临床技能提升。在美国大约也只有五六千人的专业音乐治疗师。“成为合格的音乐治疗师,是个漫长过程。”

  更麻烦的是,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规则化的市场。没有执业资格,经营范围也不在工商登记目录上。曾有一位音乐治疗师想开设一家公司,发现音乐治疗、心理咨询均不能登记,只能以“商务咨询”的名目打擦边球,于是放弃。

  通道在哪里?

  显然,这批有专业背景的“音乐治疗师”,对市场途径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因为超前带来的先天不足,“在供给与需求之间,需要人为搭建一条通道。”进入社区,可能是一种生存方式。余丹红说,真正受过专业培训的音乐治疗专业人才无法人尽其才,实在是极大浪费。她呼吁在一些社区中设立音乐治疗师岗位。
  “社区是一个小社会,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群,与我们专业相关的治疗对象,老人、精神病康复人群、孤独症患者等,都能遇到,不失为一个提升技能、积累经验的平台。”余丹红说。
  对于相关建议,市卫计委在答复中透露,将鼓励更多的街道和社区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音乐治疗专业方法在促进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为社区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更多专业化、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与此同时,积极引进如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学生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高材生,更好指导社区开展音乐治疗工作。
  市卫计委的答复,并不令余丹红满意。“购买服务”,意味着只有“产品”被认可,生产“产品”的“工人”并未被接纳,她更希望她的学生能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
  在余丹红看来,国内现在有多所音乐学院以及综合性大学都开设了音乐治疗专业,每年毕业人数近百人。这些人如能继续留在专业领域发挥作用,社会认同度必然提升。
  相比之下,一些年轻的“音乐治疗师”更有冲劲。今年,一名上海籍毕业生进入了一家民营的音乐教育机构。老板看重他的音乐治疗专业背景,打算开拓这一方面业务。这被看作是“借船出海”的举动,受到了其他准治疗师们的关注。还有两年才毕业的陈韵之,也作了接受磨砺的打算。年轻的音乐治疗师们试图以他们努力,拉近与社会认知的脱节,拉平“超前”带来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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